，须经“人大”代表们表决通过方为合法，固直接参政的特点更显然些。而政协委员的素质，则主要体现于监督的自觉和议政的水平。

在两届十年区“人大”代表之履职期间，也有两件事给我留下较深印象——一是，某年区政府的财政报告显示，上一年政府行政办公经费，年终余额近两亿元，这使代表们连发追问：钱没花完是什么原因？是否证明当初的预算高了？中央政府一再号召各级政府要成为节约型政府，预算为什么还往高了定？既然事实证明定高了，下一年的预算又为什么反而更高？区政府干部只得一番番解释，但代表们不依不饶。最终，当年财政预算报告，仅获“原则通过”。

关于两会代表、委员，不过“花瓶”而已的说法，我知久矣。我自己也每认为，不管自己多么认真，只不过是想不仅仅做“花瓶”的“花瓶”而已。那件事给我一种教育，即如果大家都不仅仅满足于做“花瓶”，则监督作用是会逐渐发扬光大的。

第二件事是——海淀区内，有一处老旧商场，多年前被拆除了，说是要盖一处更大的商场，以满足人民群众的购物需要。但旧的没了，新的迟迟不见动工。我那一代表小组内，有人询问何时才能盖起新的。我默听问答良久，倍觉蹊跷，不禁拍案猛起，大声曰：必有腐败！并希望以全组名义，联合别组，要求主管副区长在全体代表会上做出详细汇报。

全组肃然，都认为我的要求并不过分。

但问题是，主管副区长当时病了，不能全程到会。

会后不久，闻其已被双规矣。并且，最终因受贿落马了。

我的体会是，不甘于当“花瓶”，便不是“花瓶”。重要的是怎么当的想法。患得患失，那就会每每三缄其口，确乎成了“沉默的花瓶”。自己当“花瓶”，还莫如看选美节目。两会上沉默寡言，还莫如干脆不当，在家中睡觉养生。

我属于“两会”上每每出言激烈的委员。故我的发言，记录员通常很难整理。往往我说了五分钟甚至十分钟，他们最后只打出几行来给我过目。我的话常带刺，不那么中听。他们出于对我的爱护，自作主张地替我删除。我理解他们的好意，难为死他们了。

我拍过桌子，甚至骂过娘，甚至与我们民盟的领导也针锋相对地辩论过。

但凡是接触过我的人都会承认，生活中我是多么言语温和的一个人哪。

我在两会期间按要求谈过一两次文化。

而我的自由发言，主要谈的是腐败问题、贫富悬殊问题、社会公平问题、共享改革成果问题。

我知我一向被视为有“异质思想”的人。

并且我一再强烈要求，仅仅包容我这类人本身是不够的，更要包容我这类人的“异质思想”。

其实我这类人的“异质思想”的核心那也不过就是——改革尚未成功，改革必须继续，深入，故中国仍须努力！

我的体会是——政协委员者，国家的复眼而已；重耳而已；社会观察员而已；警报员而已。将民间实况带到两会上的民间良心的使者而已。

14． “悲观”是一剂镇静药

我曾许多次地，与从草根到精英到大学教授到学子们的许多人讨论过我们中国的现在和明天。

我觉得长久以来，悲观情绪在各式各样的中国人心中弥漫，这与在世界上尤其在西方国家间炒作的所谓“中国威胁论”形成相反对比。

中国之发展速度和成就确乎令世界刮目相看。2016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很可能并非神话。

那为什么我们许多中国人却悲观种种呢？

我承认，经常的，我自己也表现得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悲观与乐观，在我头脑中冲突不止。时而悲观，时而乐观。总体说，各占上风的比例对半。

更多的时候，我惘然于自己的迷惘，想使自己在悲观和乐观之间做出明确的立场的选择，却往往自相矛盾。

我随口即能说出十几条乐观的理由，也可以随口即能说出十几条悲观的理由。当我表现为悲观主义者时，主要依据乃是腐败难以根治，少数利益集团之特权利益日愈坐大。种种“潜规则”逐渐成社会“通规则”，不“潜”便不“通”，似乎全中国各阶层人都早已默认此点。所痛恨的只不过是——妈妈的，凭什么只龟儿子们天天在独享腐败这块“臭豆腐”！

所要的公平，似乎也只不过是——既然“臭豆腐”吃起来香，闻起来臭，为什么我辈吃不着，只配闻其臭？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