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知青们的聚会，总是免不了要撮一顿的。自然，也就少不了酒。那日二十人左右，围坐于两桌。除了我，他们皆当年同一连或同一团的，以及下乡之前同班同校的。我是被他们中的一个作为“嘉宾”非邀请去不可的人。邀请我者与我并肩而坐，那张三偏偏坐在我对面。

几番干杯之后，同桌有人说，某某也是答应了会来的，因为知道张三也来，又断然拒绝参加了，可见对当年那件不快之事仍然耿耿于怀，认为张三

应主动寻找机会向对方道歉……

我猜想，一定是指他用麻袋套住别人的头殴打过别人那件事了。

不料张三借酒发飙，恼羞成怒道：“道歉？屎！老子当年只不过太革命了，革命者从不为革命行为而道歉！凡‘文革’后道什么歉的，都他妈是见风使舵的假革命！……”

他的声音那么大，顿时一片肃静，另一桌的人全将目光望向了这边。而这边的人皆目瞪口呆，有的甚至显出噤若寒蝉的样子。

一人劝他冷静点儿，指我道：“别当着咱们知青作家的面什么都说，也不怕人家笑话！”

又不料，他竟羞辱起我来：“我眼里没他妈什么作家！知青作家还不是靠上山下乡那几年的事儿沽名钓誉、发不义之财的人？臭狗屎！可惜‘文革’搞得不彻底，遗留下了他们当年一些漏网的小鱼虾，现如今舞文弄墨的，‘反思’啊，批判呀的！盼着哪天再搞一次，铁帚扫而光！……”

他羞辱我时，倒并不瞪着我，而是左右扭头扫视众人，以表示对我极为蔑视。

硬拽我参加聚会的怕我发火，赶紧小声对我说他沾酒就醉，同时递我一支烟，将按着的打火机擎向我。

我朝他笑笑，意思是我不会发火。

有人站起来出洋相，以解尴尬局面。

在一阵夸张所以虚假的笑声中，张三这才不情愿地坐下，一口气饮尽一杯啤酒。

那时我在笑声中吸着烟，望着他，想起了我另一名知青朋友说他的两个字——青皮。

又想说他是青皮是不对的。

青皮指年轻的泼皮、牛二。

而我们包括他早已都不年轻。

说他是老泼皮才恰当。

同时心中产生悲哀——从暴力红卫兵到老泼皮，二十多年过去了，他除了老了，其攻击本性何以一点儿也没变？

进而想到了“善读可医愚”这句古话。

如果说“文革”前他没有机会读几本好书不是他的错，那么“文革”后呢？

困惑。

后来，他不知怎么得到了我家的电话号码，给我打了一次电话。他似乎完全不记得自己曾当众羞辱过我了。而我明明看出他当时没醉。他在电话彼端尽说曾经的知青之间尤其北大荒知青间的友谊多么的宝贵，应该多么的地久天长……

我忍不住打断他，问他究竟有什么事？

他终于单刀直入地说，他“内退”了，想开个小铺子谋生。但缺钱，向我借三万元钱。

他这么结束他的话：“我知道这事儿对你不是个问题，就看你够不够意思了！”一种勒索般的口吻。

那一年是九十年代末，我也不是大款，三万元对我不是小数。何况，我不知借给他那种人后，是不是就等于白给了。

我回他说不像他想的那样，对我是一个问题。说我已将哥哥接到北京，刚为哥哥买了一处房子；说我的侄女在国外留学，也须我贴补学费……

他那边“啪”地摔下了电话。

后来我听说，他对好多知青骂过我。

又听说，从一位大北荒知青中发达了的人那儿借到了。还不止是三万，而是五万。

一年后听说，他要告那借钱给他的人，要求补偿经济和精神损失。

为什么呢？

因为，按他的说法，他用借到的五万元加上自己的五万元终于开了一小铺子，但亏得一塌糊涂，只能关张了事。而那个小铺子，是合股的性质。对方如果在他经营最困难的时候追加“投资”，就不至于开不下去。对方明明有经济能力追加投资而不追加，不但要负关张责任，当然还要负亏损责任……

我大为侥幸当时没借给他钱。

那件事最终在别的知青们的劝阻之下并没真的闹上法庭，以对方又给了张三一笔钱不了了之。

“他妈的，怎么遭遇了那么个家伙，我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谁补偿？”——对方这句话在某些知青间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