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性以及作品中不停顿的即兴发挥又妨碍了我们深入的体验和作者进一步希望我们达到的艺术的领悟。阅读心理学表明，审美的深入需要始终伴随着情感的共鸣；另一方面读者的同情、支持与补充又必定要在一定的艺术构造与规定情景之下，这种情景虽然可以纯然是假设的，但仍需要有着内在的有机联系，由此才能调动起读者的想象，组织起读者的感情，并指向一定的艺术目标。倘若果真可以按某些评语所说的那样把《来劲》视为一幅“社会总生态”的图画，那么，这幅图画最主要的弱点恰是过于地重视了“色彩”的渲染而轻视了“线条”的造形，而忽略线条的造形力量和概括作用便也削弱了具体地统一主观与客观、沟通“情”与“景”的媒介及可能。正因为如此，尽管作品中有着许多足以使我们解颐微笑的绝妙的嘲讽，却还是难以渗透进我们心灵，激发起我们相应稳定的感情；尽管作品似乎传递了丰富的信息，它反映现实，甚至是“干预生活”的，却仍然无法使我们进入某种规定性之中，在所有的不确定之中确定自己的立足点，并作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它模模糊糊的暗示，快速叠印的镜头，怪诞变形的形象，旋生旋灭的机锋，表面看一气呵成，实质上又是支离破碎，“一意孤行”。于是，丰富便不免转化为贫乏，深刻便不免转化为空洞。《来劲》最后一连串四十几个问题，虽然几乎每一个问题都能构成一篇杂文的题目，一个专题的论述——王蒙也确有这方面的兴趣和才能，试看他八十年代初写的一些“微型小说”便能明了——其中可说充满着启发心智与洞明世情的睿智，却依然只是进一步把读者带入了混沌一片的境界，以至于只能由“xiang

miang”最后来作一个同样混沌的总结：“来劲!”

《来劲》是当今小说实验的又一产品(文体实验？)。它自然不可与作者以前的《在伊犁》系列、《新大陆人》系列相比，从小说形态上说倒可以归入他的“莫须有”系列。但即使我们充分地重视这一特殊性，它也走得太远。《莫须有的故事》和《冬天的话题》虽系荒唐的“故事”，假设的“话题”，却有真实的人生。在变形了的舞台上活动的是可以体察、省悟、有迹可循的“荒诞”——其中隐含着人的行为态度、思想感情。比较起来，我更喜欢他的《故事》，认为比《话题》更为成功。然而就后者而论，也能见出一种理性的结构，不同于《来劲》，作者的意念在万花筒般地闪烁之处便一无所有。有人认为，就风格而言，还可以参照作者的近作《铃的闪》，它们似乎同气连枝能帮助我们理解《来劲》。但细察一下，实际上除了语言色彩上的某种接近之外(这是可以理解的)，意味却大相径庭。《铃的闪》中不仅有着现实生活的背景，有着现实的人的矛盾与处境，而且处处能让人感受到一种一以贯之的温情和对于人性、人的沟通的深沉的寄托，虽然它也附着出奇的联想和杂揉的语言。而《来劲》缺乏的却恰是这样一种由情节线索与情感流向统一所获得的艺术发展及造形。最后，或许有人要说，你极力贬低《来劲》其原因只是因为你自己也没有真正看“懂”它。我压根儿也没想要维护这一点。正象诗人们不必为有自己所“看不懂”的诗而坚决地否定它为诗或反过来便担心被它否认为诗人般你死我活一样，在我看来，小说的“看懂”、“看不懂”问题(撇开文化知识程度的因素)，多半也是反映了观念和感情的问题。如果你认为，借小说的方式写杂文、论文、报道、游记统统是有效的，而且更为方便和“自由”；那么，“来劲”与“不来劲”随你。

在艺术创造活动中，克罗齐强调艺术孕育于内心，“直觉即表现，即艺术，即美”，“语言学即美学”。恩斯特·卡西尔反驳道，艺术是一种构形活动，它着力于形式的发现和创造，并“教导人们学会观看”。据此，他甚至认为十九世纪的现实主义从日常生活中提炼的创作比同期浪漫主义的幻想、激情体现出了更高的艺术构造能力。我认为卡西尔的见解无疑是前进了一步。他强调形式——“运动的秩序”，并把此作为我们内在生命的真正显现，也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发。把艺术创作视为由内向外的构造性活动，那么，读者的再创造便可以认为是一种由外向内、借助既定形象体系融入自己审美经验的重建性活动。我不敢说王蒙的这一作品就没有任何意义上的构造性，但它却难以获得读者的形象的重建。《来劲》没有小说的艺术价值，这当然并不等于说我认为它没有任何的价值(诸如思想的价值、智慧的价值、甚至某种孤立的语言技巧的价值等等)。

(原载《文学自由谈》1988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