孜的公路旁。现在，庄子也已经有了供销社、医疗站、银行和学校。队里将要给我们九分住

宅地，还为我们打好房基，工、料，都支援我们。那边我们会有几间大房子，大园子。奶牛

和毛驴在那里也会吃到更多更鲜的青草。上工、打粮、开会都近了……您却不愿意去，您不

是傻了吗？”

队干部又来反复动员，阿依穆罕大娘只好同意迁移。她私下对我说：“我也知道老头子

的心，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小院和土房子，毕竟是我的前一个丈夫留下的遗产，他住着，有心

病。他早就想到庄子去了，那里的一切，是公社、大队和生产队给的呀!”

没等到他们搬家我就离开了他们，到乌鲁木齐南郊的乌拉泊地区的文教“五·七”干校

进修深造去了。

1973年我回伊犁搬家。得知阿依穆罕大娘因为目疾在伊宁市住了医院。在医院里，

穆敏老爹悲伤地告诉我，他们是在1971年夏拆掉了我们住过的土房和小院搬到新居民点

去的。阿依穆罕从迁到伊犁河沿去以后，处处觉得别扭，不顺心，无法适应新环境，一夜一

夜地不睡觉，总是想着毛拉圩孜、公路、我们的小院和土屋。终于，想出了病，把眼睛都想

瞎了。

我几次找医生，医生对老妈妈的眼疾没有说出个所以然来，也许是不屑于对我说。我又

不是大娘的直系亲属。

我给大娘买了些水果，买了些点心和牛奶糖，喂大娘吃。大娘说，入院时她还能看见一

点光亮，住了一个月院以后，干脆什么也看不见了。大娘指着自己的胸口说：“这里头像火

烧一样，烧得我都熟了啊!”

住院已经无益。老爹赶着毛驴车，拉着双目失明的阿依穆罕回家。由于阿依穆罕对于毛

拉圩孜旧居的思念，老爹用庄子上的新房，换了一间旧居旁幸存的更加破烂矮小的房屋，他

们住到那里去了。1979年夏天，阿依穆罕老妈妈长眠在那里。

维吾尔人的男女有别、男女分工是搞得很清楚的。男人都不会料理家务。阿依穆罕去世

以后，穆敏老爹的生活非常混乱狼狈。队里的几个领导都很关心，帮助说合，从1980

年，穆敏老爹便把另一个生产队的一位老实巴脚的孤老婆子接到家里，两个人合作过日子。

老爹已经老迈，不再下田劳动，他和另外一个老汉看管新修缮的清真寺。有时，他在前兵团

农四师工程处路口卖一点沙枣和莫合烟。逢年过节，队里给他们送点油、肉。新的老两口，

仍是和睦度日，相濡以沫。1981年我去看老爹的时候，见到了这位矮个子、扁圆脸，说

话口齿不清的老大妈。老大妈几乎用同样的程序和姿势烧茶、铺桌、款待我，但那茶(请这

位大妈原谅我)我喝着味道索然，整个家，都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写起伊犁的人和事来，没有什么人比房东二老我更熟悉，与我关系更亲密，更能牵动我

的心了。在我成人以后，甚至与我的生身父母，也没有这种整整六年共同生活的机会。然

而，几次提笔都写不成。他们似乎算不上什么典型，既不怎么先进，也不奇特、突出。甚至

写个畸形人物也比他们好写，说不定更吸引人。

然而不知为什么，虽然我早已远离伊犁，虽然这些年我是在完全不同的境遇下与完全不

同的人打交道和从事完全不同的工作，虽然我由衷地欢呼和拥抱这新时期，包括我个人的新

的开始，新的生活，但我一想起穆敏老爹和阿依穆罕老妈妈来，就有一种说不出的爱心、责

任感、踏实和清明之感。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太多的东西，使我终生受用不尽。我觉得如果说

我20年来也还有点长进，那就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他们不贪、不惰、不妒、不疲塌也不

浮躁、不尖刻也不软弱，不讲韬晦也不莽撞。特别是穆敏老爹，他虽然缺乏基本的文化知

识，却具有一种洞察一切的精明，和比精明更难能的厚道与含蓄。数十年来我见到的各种人

物可谓多矣，但绝少像老爹这样的。我常从回忆他们当中得到启示、力量和安抚，尤其是当

我听到各种振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