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孜尔”不是半

个月前为他举行的，而是半个世纪以前为哪个不相干的赛麦德举行的。总之，曾经使他梦魂

萦绕、煎心焦首的思弟之情，已经云消雾散无踪无迹了。

“您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您怎么不多住些日子？”不止一个人这样问他。“嗯，我想

念弟弟，就去了。我已经去过了，就回来了。”这是他的唯一回答。

事后阿依穆罕大娘悄悄对我说：“我揣摩着一定是老头子的弟妹不好，他的兄弟媳妇不

欢迎他。这样的坏女人到处都有。老头子不说这些，连对我他什么都不说。”

穆敏老爹的深陷的大眼睛里似乎闪烁着一种略带忧郁的光，当我仔细打量时，却又不见

忧闷，老爹的眼光似乎更豁达、更宽容、也更开阔了。

幻想有时候比现实似乎好。有时候，幻想变为现实的时候似乎便失却了幻想。而一个真

正的男子汉应该守口如瓶，不要为生活、为人和人的关系、为一切细小的难免的挫折、为一

件迟早总要过去的事情的过去叫苦，生活里已经有足够的苦被人们咀嚼，又何必用自己的渺

小的叹息、伤感、牢骚来进一步毒化生活呢？我对及时归家，绝无他话的穆敏老爹致以庄重

的敬礼。

1970年我们公社搞斗、批、改，搞“清理队级队伍”，组织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

传队。穆敏老爹被吸收为宣传队员，进驻公社机关，抓公社机关的运动。老爹每天穿戴得整

整齐齐，两个风纪扣全部系紧，手提一个儿童用的鲜红的塑料书包，内装他不会读的“语

录”及“老三篇”，按时去上班。

说起红书包也够好笑的，当时推广部队搞“红挎包”的经验，人家所说的“红”，是指

政治思想，指包里装满语录、宝书、宝像。当这个经验翻译成维语并在我们公社贯彻的时

候，变成了红颜色的包包，结果，大队统一从伊宁市买了上千个小学生和幼儿园大、中班孩

子用的小巧玲珑、鲜艳夺目的红塑料包，发给这些留着络腮大胡子的维吾尔农民携带，返老

还童，如嬉如戏而又毕恭毕敬，实在别有一番风貌。后来别的队也买，搞得幼儿与小学生用

的书包脱销。

我问老爹：“您去揪阶级敌人了么？”答：“有就揪，坚决斗争。”问：“您怎样宣传

毛泽东思想了？”答：“我让他们念报，念完了我就说，要拥护毛主席，抓革命促生产，大

家的事大家做，谁也不要松懈。”问：“这样念念报就算搞了斗、批、改了么？”答：“别

的事有队长、组长、党员们做主，我听着，看着。”问：“您看这个‘清队’搞得怎么样

啊？”答：“老王，唉，这您也要来问我么？您这就不对了，我正要问您呢!”

我们俩相对苦笑。

这一年我的情绪很不好，放眼祖国，满目疮痍，思前想后，阴云迷雾。然而老爹是镇静

的，他用他的语言劝慰我说：“不要发愁，呵，无论如何不要发愁!任何一个国家，都需要

有‘国王’‘大臣’和‘诗人’，没有‘诗人’的国家，还能算一个国家吗？您早晚要回到

您的‘诗人’的岗位上的，这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

在维吾尔语里，“诗人”比“作家”更古老也更有一种神圣的意义。维语里“作家”与

“书写者”是一个词，你说一个人是作家，他还可能以为你是记工分的记工员呢。然而只要

一提诗人，就都明白了。

老爹的话给我很大的鼓舞和安慰。

这一年，队上要求老爹去庄子盖房。因为根据农田水利和新居民点建设规划，我们队的

全部社员应该迁移到伊犁河沿的庄子方面去，而且我们的这个小院，位于设计中的一条笔直

的辅助道路的必经之处，小院应该拆掉，非拆不可。

穆敏老爹欣然接受了这个方案。阿依穆罕大娘却紧锁双眉，长吁短叹。她带着哭音说：

“我在毛拉圩孜这个地方整整生活了50年，这里买东西、看病、乘班车都方便，我为什么

要到荒凉的伊犁河沿去呢？”

“唉，老婆子，咱们大队四个队的新居民点修在伊犁河沿，只有三个队居民点在毛拉圩